多年前曾经写过一篇“这补丁不是那补丁”的短文,是为一家杂志社做的“打补丁”专题所评论。有趣、更有意义的是,提起“打补丁”,七八十年代出生的“后生”们说的都是“现代性”的修复软件漏洞的“打补丁”,而五六十年代出生的“先生”们,说的则是“传统的”对衣裤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、“补丁摞补丁”的记忆。身处同一时空,不同年代的人对“补丁”的本能反应却非常不同,“能指”(signifier)相同,但“所指”(signified)却完全不同。
这种同一时空中“补丁”的能指与所指的分离分裂,表明、揭示了代际、社会的断裂断层。难道,这两个“补丁”就无法互通、互补?艺术家李向明的作品,自觉不自觉地打通这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“补丁”,是在沟通、圆通意义上“补丁摞补丁”。
从2005年开始,李向明到河北农村收集了大量有补丁的织物现成品,作为材料不断地用到他的作品中。似乎是非常现代的装置艺术,但其素材、内容又是非常传统的。严格说来,在他的艺术表现中已无法用内容、素材VS形式来概括,在他的艺术表现中,二者完全一体。
有必要再次强调,李向明的“补丁摞补丁”不是那种“缝缝补补又三年”、两种完全相同“补丁摞补丁”,而是性质不同的两块“补丁”摞在一起。而他这种“补丁摞补丁”,与现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(John Rawls)的“交叠共识”(overlapping consensus)理论颇有共通之处。罗尔斯认为,在民主的多元社会中,由于利益多元化,观念、思想的多元化,政治哲学的目的不可能是一种所有族群、成员都完全认可的唯一体系,就此而言,彼此不可通约(incommensurable)。然而,如果没有基本共识、基本的价值认同,彼此不可通约,社会就会分裂、断裂,彼此争战,“社会”就不可能存在。因此,同处在一个社会之中,有不同宗教信仰、哲学和思想体系非常不同的人,大家追求的只能是“交叠共识”,即最基本的共识。只要能达到这点,社会就会有最基本的价值认同,能有最起码的沟通。交叠面积越大,共识越多,社会越稳定。当然,罗尔斯的“交叠共识”主要是限于政治公正,认为政治公正是最基本的“交叠共识”。而李向明通过“摞补丁”,形成的是传统与现代的“交叠共识”。那些乡村的补丁,在抽象的现代艺术中得到表现;抽象的现代艺术,却是以正在被迅速遗忘的、传统乡村的补丁为基础、为内容。他的“补丁”是传统的,又是“现代”的;是“先生”们话语中的补丁,也是“后生”们话语中的补丁。如何找到“补丁”作为打通“传统”与“现代”的载体,是冥思苦想、苦心孤诣的艰难收获,还是无法言说的文章天成、妙手偶得?不得而知。
在中国语境中,时间性的“传统”与“现代”的对立又直接深化成空间性的“中国”与“西方”的对立。自西学东渐以来,这种“中国”/“东方”与“西方”的尖锐对立一直未能松驰。现代声、光、电、化等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开始被称为“西学”,后来又被改称为“新学”或“通艺”,再后来又被改称为“科学”。这种名称之变实即“身份之变”,表明现代中国从开始仅认其为一种“地方性知识”,最终承认它为一种“普适性知识”。油画传入中国后,长期被称为“西洋画”,但在数百年的演变中,早被改称“油画”,而去掉了“西洋”这一“地方性”定性,成为中国艺术家与中国受众自身的“知识体系”中的一种。
这种去掉二元对立的“地方性”称谓,是众多知识人、艺术家长期努力的结果。李向明的努力与实践,即其中之一。他承认,“作为西方传统样式的架上艺术,如何在我们本土嫁接与转换?”也是他多年的思考、探索与试验。除了绘画形式语言的探讨、揣摩,也在绘画工具、材料上做过许多尝试。在《从赵树理到蒙德里安》这件作品中,主体部分是两件中式小棉袄以“打补丁”的方式拆借组合而成,中国本土“山药蛋”的“赵树理”与西方抽象艺术的典型代表“蒙德里安”这两个本来完全不相干、甚至两极对立的文化符号就这样浑然一体。“从‘赵树理’到‘蒙德里安’不是一种简单的位移,而是伴随着阵痛的洗礼。通过这样的阵痛与洗礼,能否走向对‘两极’的超越?”这是李向明对自己的提问,对自己的挑战。
应当说,他的作品证明他赢得了自我设定的挑战。《从赵树理到蒙德里安》分得清哪些是“赵树理”哪些是“蒙德里安”吗?是“赵树理”又不是“赵树理”,是“蒙德里安”又不是“蒙德里安”;是“赵树理”又是“蒙德里安”,是“蒙德里安”又是“赵树理”。确实走向对“两极”的超越。
简言之,李向明以“补丁”的交接与交叠,妙不可言地解构了时间性的“传统”与“现代”的二元对立,解构了空间性的“中国”/“东方”与“西方”、本土与他者、地方性知识与普适性知识的二元对立。在他的语汇中,这些都是可以通约(commensurable)的。
素读絮语:
文章从“打补丁”这一概念的两个内涵说起,引入美国政治哲学的“交叠共识”理论,通过社会成员之间“追求最基本共识”的交往原理,延伸到李向明通过“摞补丁”形成传统与现代的“交叠共识”,然后以李最具典型意义的代表作品《从赵树理到蒙德里安》为例,指出他借助“补丁”这一载体,在实现传统与现代、东方与西方的沟通的同时,又超越了这两者形成的二元对立格局。
逻辑之严谨,论点之鲜明、论据之充分、论证之严密,颇似一篇标准的议论范文。
鄙陋如我,不识作者大名,于是上网一查,见腾讯认证资料上介绍如下:“雷颐,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,燕山大讲堂40期嘉宾,腾讯《大家》专栏作家。”是了,社科学者,历史而哲学,常登讲坛,兼专栏作家,如果关注艺术,应该就是这个写法。
李向明借助“补丁”沟通与超越传统与现代、东方与西方的努力,在不少批评家文章中都有指出,只是这次,经一个历史学家一阐释,尤其与美国政治哲学家的“交叠共识”理论一对照,更显出它的当代意义与普世价值来。
由此文我们是否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:文学艺术靠的是直觉(如李向明及其艺术),而社科人文在于阐释(如雷颐及其文章)。再进一步,我们是否也可以反过来,根据“直觉”还是“阐释”的侧重,来进行个体文化身份的认同与确立。打住,越扯越远了。
(本文编入汪素编著《补丁何以成为艺术——李向明的土语及其平民美学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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